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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小人物契诃夫

发布时间:2019-06-11 01:36:26 来源: 文章阅读 点击:

  摘要:安东·巴普洛维奇·契诃夫(1860~1904)是十九世纪俄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在作品中塑造了众多的“小人物”形象。本文将对小说《苦恼》和《宝贝儿》中的“小人物”形象做一简要评述。
  关键词:契诃夫;苦恼;宝贝儿;“小人物”形象
  作者简介:李婷婷(1986.12-),女,汉族,江苏省灌云县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俄语语言与文化。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7-0-02
  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不仅在现实主义艺术方面取得了令全世界为之惊叹的成就,而且更为感人的是它始终贯穿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作为十九世纪末俄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安东·巴普洛维奇·契诃夫(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1904)的作品充满了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 — 对“小人物”命运的空前关注,以此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契诃夫在继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小人物”形象体系,真实地反映了俄国社会停滞、痛苦、丑恶、庸俗的生活,同时也促使人们觉醒,从这种俗不可耐的庸俗生活中解放出来,对俄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一、契诃夫的生平简述
  安东·巴普洛维奇·契诃夫(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1860~1904) 俄国著名小说家、戏剧家。出生于一个小商人家庭,少年契诃夫一边上学一边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帮忙,接触了大量下层社会的“小人物”,了解他们的痛苦,也深知他们性格上的弱点,这为他以后的小说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早期契诃夫写过两百多篇小作品,有为适应当时一些资产阶级报纸和市民趣味的读者而写的平庸之作,也有暴露黑暗、针砭社会弊病的佳作,如《一个小官员之死》、《变色龙》、《苦恼》等。1886年后,他发生剧变,作品中的批判因素增强,创作风格日趋成熟。这一时期他又写了一百余篇中短篇小说,较有名的有《草原》、《第六病室》、《带阁楼的房子》、《宝贝儿》、《新娘》等。
  二、《苦恼》、《宝贝儿》中的“小人物”形象
  《苦恼》写于1886年,是契诃夫早期创作中的名篇。这个时期,正是俄国沙皇统治最黑暗、最恐怖的时期。革命者成批地被绞死或流放,知识分子普遍出现了绝望情绪,丧失了五六十年代的那种革命信念与斗争精神。悲观消极,对政治漠不关心,将社会问题置之度外,目光短浅,追求享乐和个人利益的市侩习气,像瘟疫一样迅速地蔓延着。
  此时的契诃夫,目睹了社会的黑暗、环境的恶劣、群众思想的麻木,愤而诉诸笔端,除了创作大量的幽默讽刺小说以揭露社会庸俗与丑恶的一面之外,他还开始越来越多地以同情的笔调描绘受侮辱受损害的底层人民的形象。
  在小说《苦恼》主人公身上最能体现苦恼型“小人物”的凄惨命运。小说描述了一个情节十分简单的故事:一个刚死了儿子的车夫—姚纳,想向别人倾诉心中的痛苦,然而偌大一个彼得堡竟找不到一个听他说话的人,最后他只好对着自己的小母马诉说。孤苦伶仃的车夫姚纳的命运,反映了当时社会底层人民孤立无援、苟延残喘的悲惨境遇。姚纳的“苦恼”是双重性的。首先是他悲惨处境的苦恼。姚纳处于社会的底层,长期生活在深深的苦恼当中。无论是路人还是乘客,对他可以随意辱骂和鞭打,使他连最后一点人格尊严都丧失殆尽。同时他物质上的贫穷使他填饱肚子都是奢望,寒冷的冬天,“还在吃午饭以前他们(姚纳和他的劣马)就走出了车马店,至今(黄昏)还没开过张”,甚至“连买燕麦的钱都还没挣出来”。其次,他的苦恼更是无处言说的苦恼。文中姚纳先后四次想向军官、三个青年、扫院子的仆人和年轻马夫诉说苦恼,但这些人对他都漠不关心。路上姚纳想向军官诉说儿子的死,但军官“闭着眼睛,分明不愿意再听”。接着他又拉上三个玩乐的年轻人,他刚开口说:“这个星期…我的儿子死了,”他们就打断他:“大家都要死的…算了,赶车吧!”随后的两次尝试也以失败告终。最后他来到小母马跟前,小母马不仅听着“他的倾诉”,而且还“对他主人的手喷气”。马有情而人无情,此刻作者对世态炎凉的战栗,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憎恶已表现得淋漓尽致。
  小说《宝贝儿》是契诃夫后期的代表作之一。这位短篇小说巨匠在辛勤笔耕的二十几年中塑造了众多女性形象,而《宝贝儿》中的女主人公奥莲卡在俄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很大反响。《宝贝儿》写于1898年,黑暗的专制制度使整个俄国被虚伪,庸俗,无聊,空虚笼罩着。俄国的女性或者整天想着结婚、丈夫、孩子、围着他们转,依附着丈夫生存;或者沉迷于虚伪的荣誉与赞叹中……这种景象太可怕,太令人痛心了。只有改变俄国的社会状况,俄国女性才能有机会解放出来,迈向新的生活。因此,契诃夫创作了奥莲卡这个“小人物”形象。
  在小说《宝贝儿》中奥莲卡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形象。三次婚姻,她都将自己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丈夫的身上,以至于自己的言语与丈夫如出一辙,作为丈夫的附庸而存在这个世界上。丈夫说什么她就说什么,丈夫认为哪些错哪些对,她又盲目地跟从,丈夫想什么怎么想,她也一样。“她什么见解也没有了”,她整个人不是为了作为独立的人存在着,而是为了丈夫而存在,她失去了丈夫就等于失去一切。她思想空虚,总是空洞的。契诃夫在表现出一定同情的同时,更是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女人不该这样活着,女人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不能当男人的附庸。”这也是契诃夫对19世纪90年代不觉醒的妇女的一个忠告。
  三、个人见解
  俄国作家米哈尔科夫对契诃夫作品的评价是:“契诃夫的惊人天才在于,当他讲自己的时候,我们仿佛觉得这也是在说我们,他对自己笔下人物有时很严厉,但从不把他写的人物和他自己分开。”的确,对于这位本身来自社会底层的伟大作家,他的目光落在了靠出卖自己的劳动为生的劳动者身上是无可厚非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契诃夫的作品,总能呈现一个客观的世界,没有不停地对政治愤恨,没有偏激固执。那简单利落的开篇,朴素平淡的尾声,表面上平静的描写自有一种震撼人灵魂的力量。他笔下的世界,是一个完全需要读者自己去理解的世界。   我们可以发现,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结局往往不太好,不像我们平常所想象的那种平凡而又圆满的人生。但是纵观小说《苦恼》和《宝贝儿》,我们却发觉,主人公找到了自己的,得到了想要的幸福。作者在《苦恼》中最后写道:“就是这样,乖乖的小母马……库兹玛·姚尼奇(姚纳的儿子)下世了…他跟我告了别……他一下子就平白无故地死了…好比说,你生了个小崽子,你就是那个小崽子的亲妈了…忽然间,假定说,这个小崽子跟你告了别,死了…你不是要难过吗?……”“小母马嚼着草,听着,对它主人的手喷气。姚纳讲得着了迷,把心里的话统统都对它讲出来了。”这是姚纳在对自己的小母马吐露心声。尽管在我们的眼里小母马什么也没听懂,在姚纳眼里小母马或许听懂了或许没听懂,可这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了,也许此时此刻姚纳是欣慰的,毕竟他将心里话说了出来,找到了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而他心里也终于平静了,苦恼将不再折磨他了。这难道不是姚纳此刻想要的幸福吗?也许此刻他是最快乐的呢!
  再看看《宝贝儿》中的奥莲卡,她最终把自己无比丰富真诚的爱,把自己的整个灵魂交给了兽医的儿子,不是亲骨肉却胜似亲骨肉,“为这个…外人的男孩,她情愿交出她的全部生命,她情愿带着快乐和温柔的泪水交出来。”在这种“那么没保留的、那么没私心的”母性的奉献中,她重新找回了自己,做回了自己。在“多年的沉默和思想欠缺以后”,她重新复活了。这样的结局,无疑是奥莲卡的喜剧,她开始有了笑容,喜气洋洋,“遇见她的人瞧着她,都感到愉快”, 这对一个死去丈夫孤苦伶仃的弱女子来说,称得上是比较完满的结局了(至少女主人公自己如此认为)。当然,奥莲卡是有缺陷的,这一点不可否认。她见异思迁(见一个爱一个),却又无比忠贞;她没有主心骨,却又温柔善良;她勇敢地追求爱情,远在一般流俗之上。她与那些温柔敦厚、三从四德的贤良女性不同,却同样是个伟大的俄罗斯母亲。奥莲卡纵然有缺点,纵然有不是,我们可以不喜欢她,但却不能不尊重她。因为不得不承认,她的确是“一个充满爱的纯洁女性”。
  同时,通读《宝贝儿》这篇小说,我们可以看到,契诃夫的笔锋似乎没有那么犀利了,更多的是充满了宽容和忍耐。在奥莲卡失去了木材商丈夫后,又爱上了常陪她聊天的兽医时,作者写道:“换了别人,这种行为就会受到指摘,不过对于奥莲卡却没有一个人会往坏处想,她生活里的一切事情都可以得到谅解。”
  总之,契诃夫在十九世纪末的俄国,可以称得上是位很有良心的作家。他将小人物艰难的生和无声息的死贯穿小说始终,带给读者的思考是深刻的,让读者不由得联想到自己的生活,问一问自己的生活。
  参考文献:
  1、李毓榛,俄国文学十六讲[M].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
  2、王丽萍,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M].哈尔滨出版社,2003
  3、郑体武,俄罗斯文学简史[J].上海外语出版社,2006
  4、钟真,爱的回响—读安·巴·契诃夫《宝贝儿》有感[J],安徽,20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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